寄生上流(parasite)

覺得《寄生上流》導演奉俊昊過去的作品或多或少指涉社會的貧富階級,往往電影是以社會的底層作為主角,卻在這樣「政治正確」的命題架構上面臨著沒有解決的道德問題。像是《非常母親》裡的母親為了讓兒子脫罪犧牲了流浪漢,為了製造懸疑犧牲了另一個弱勢族群。而這次《寄生上流》為了成就劇情無法處理的道德問題好像大部分都已經形式化、抽象化了,用了看似寫實又不太寫實的社會性寓言,成功的利用空間的戲劇性:豪宅與地下夾層展現出來的黑色幽默。 概念上的社會寓言,從寫實的地下夾層望出去的世界過渡到符號的隱喻。從寫實的開展一直到寄生有錢人家的計畫過程中已經盡可能的保持客觀,幾乎不帶有甚麼情感的純粹的展示創作的描述方式,展現奉俊昊熟練的剪接、配樂、接合著戲劇性去製造出某種的喜劇與驚悚形式。為了那些偽裝偷渡的伎倆與物件,打造幾近無縫的寫實寓言外衣,在此已經沒有必要去問說動機,因為已經是一個現實的隱喻。 即使如此,如何在表面上帶有嘲諷意味,可以讓觀眾簡單選邊站的政治正確(不論是帶有某種仇富的社會脈絡,抑或對窮人主角一家人無賴行為感到不齒)中解放出來?,除了是類型的形式上運用方便讓觀眾入戲。又或者是某種寫實上的出戲,意味著忘卻電影院外面世界的個人經驗。那些不斷重複交叉剪接像是平行世界的悲傷感。前一秒主角一家人拚死拚活的想著下一步,後一秒必須跟著有錢人家悠閒逛著高級超市準備戶外快閃派對,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對照的嘲諷,而是帶有某種宿命性的悲哀: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如此過度反差,並且理所當然。 於是在看似無害、幾乎是隱形的寄生關係中,僅僅只是巧妙的用電影中看不見的窮人怪味造成可以容忍的越矩。但(創作者)終究還是把持不住,用了殺人來達成賓士車的前座與後座,豪宅與地下室的「真正」的越矩行動。 在那之前司機爸爸有甚麼樣的怨念導致去殺害無辜的老闆?家裡淹水過後,像是故作堅強且保持幽默瀟灑的在體育館望著天花板,說著哪有甚麼計畫?因為趕不上變化。不只在說是眼前寄生計畫生變,也是暗指著以前做生意接連挫敗導致的無感,俯視鏡頭是宋康昊隱藏著是對人生像是放棄了一樣的歷史臉孔,讓人回憶起那個誰的爸爸也是金融風暴失業跑去當警衛的,或者是自己的爸爸曾經失業在家,還開過計程車。想起那一代人曾經錢淹腳目又迅速被澆熄的失落。 何不就躲在地下室過著餘生?司機爸爸殺人之後扣合著這齣寓言最後的完整性:置換了豪宅地下室的那個人。如同小孩才能看到的歷史鬼魂的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