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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澤清的末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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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昨天已經跑過步今天是禮拜一上班族的憂鬱星期一,開玩笑就算失業在家我也不能閒著,於是隨便去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晃晃好了。準備要去巷口等公車的時候媽媽和附近鄰居在等垃圾車時閒聊好像很開心,一個親戚看到我跟我媽說(我) 要去上班了喔?我媽似是而非的小聲說了對。我想在當下我媽也不方便或不好意思說我離職之後還沒找到工作的事實。這讓我想到「東京奏鳴曲」那個爸爸失業了還要西裝筆挺假裝去上班的日本文化傳統。但在台灣好像可以比較厚臉皮一點,像是我有時候工作時間經過家裡親戚的工廠出入時遇到親戚還是會打聲招呼,卻又好像有些羞愧的料想對方是不是覺得我很閒,或是有去積極找工作了嗎,之類的種種台語說要有「頭路」,想像就是英文ahead要有方向的意思。 從「光明的未來」裡帶有某種西方左派革命理想與日本集體社會意識的對峙,之於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對現實的躁動、反叛,呈現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幻想水母如此美麗佔據著東京市區的河畔,對比著社會化的大人們無聊和醜陋;到了「東京奏鳴曲」那個因為父親失業產生家庭變化,如同在台灣偶爾會聽到在金融風暴之後爸爸失業家道中落,而「東京奏鳴曲」卻用一種溫暖的筆觸,像是被溫柔的殺死的悲劇性。 一直到了近作「散步者的侵略者」在科幻寫實那樣有點好笑的呈現社會身分(外型)與認知意義(內心)的歪斜,前半段除了讚賞黑澤清肯跨出新的敘事類型,並且保有以往過去關心的議題並且更深入的探討。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心不可知,但又必須和其他人溝通的矛盾本質,以及與當下社會身分的規訓與異常身體的姿勢去癱瘓社會的系統:主角身體在被外星人佔據之後,走路像是流浪漢或是某種障礙者與正常人有所區別的狀態,和本來囂張跋扈的廣告公司老闆被抽離言語思考能力之後變成像小孩子一樣把辦公室搗毀。諸如此類在過往社會中被判定失格的廢人卻套用了外星人入侵的科幻情節,三分鐘不,三天就可以把人類都殺死,名正言順的毀滅這個世界吧!?但又想到 Zizek在講傳統左派們可以提供比當下資本主義這樣有點糟糕的世界還要更好的世界嗎?像是回答了「光明的未來」的反叛就只是一種反叛,長大才發現好像不太能改變甚麼,但壓抑變成一種反應,如同我記錄下來早上所發生的事情;如同「散步者的侵略者」這樣藉由外星人入侵,可以理所當然的厭世但好像因此感到幸福。

什麼是廉價的工業性

前幾天去圖書館,無意間看到一本美食雜誌,封面故事是台中沐樂餐廳與台灣雞排。本來以為是強調法國菜的高級與雞排的廉價,一翻看了一下才知道原來這位知名的女主廚以前也喜歡吃雞排,書中還談到吃雞排沒有甚麼問題,有問題的是對於材料的尊重與運用,指的應該是與集約食物生產(註)背道而馳的有機的、自然的農法,從完全了解與信任食物來源的小型生產,到細緻的處理食物,但她笑說:這一塊雞排要賣兩百塊,有人會買嗎?整個訪談大致上看完其實十分認同且有一點點感動,尤其是她說:使用在地好的材料,才能呈現地方風土的特性去作出法國精緻料理的這件事情,除了是在翻閱雜誌前自己對這家台灣知名的法式料理餐廳一定是那種崇洋媚外的先入為主想像,結果被狠狠打臉;內心深處又同時矛盾地厭倦了那種靠醬料與調味在撐的台式吃法。 結果昨天去騎腳踏車騎完時餓到不行,正當天色漸黑迅速溜下觀音山搜尋五股附近美食的時候,經過有一家沒啥人的日式餐廳,看到上面照片有蛋包飯、日式豬排就突然就想吃日式豬排飯,大概是那種有生菜沙拉跟厚實豬排的味覺記憶招喚,但因為那家店看起來好像還好,心想要去哪裡生甚麼日式豬排飯,也不可能去吃高級的杏子豬排,想到頂多吃稍微貴一點的福勝亭吧?還在躊躇是不是真的要吃日本豬排邊繼續往前騎時候,到了泰山市區莫名其妙經過一家勝太郎,或許自己記憶中日式豬排就是那一種不用一百塊就可以吃到的勝太郎:有起碼的水準,吃起來都一樣,這種連鎖店的材料進貨價格可以壓得更低,反正自己也只是吃日式豬排的一種感覺,便宜又可以吃粗飽,有什麼不好? 因為太餓,除了點了蛋包飯洋芋沙拉豬排套餐才一百多塊。是不是太便宜了,又加點了一碗雞絲麵,可能是想回味以前電動間那種泡沫紅茶「速食」餐點的fu吧,結果吃完整個好飽,有些後悔之餘地騎車回家,腦中迴響著阿Q桶麵的廣告詞:「趕快動一動,還可以繼續吃好幾碗」。但我只是有點不甘心就這樣被餵飽,而不是細細品嘗食物的過程,想趕快動一動,消耗著這些,完事後被嫌棄的熱量。 (註) 姑且不論訪談所談的是太多人工的味道與材料的真實性之間的對比,被我延伸成集約農業或畜牧業(大量生產卻不知道是怎樣養的)與知道食物養成方式的小農經營生產兩者的差異。因為我也不清楚高級餐廳用的食材是不是集約方式產生的材料(或許某方面吃不出來)但因為不是本文重點,所以不予與修正。

抓狂美術館(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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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靠北藝術」看到有人留言說台灣當代藝術圈有人對部片頗有微詞。沒仔細去追到底是甚麼情況,或許是不爽電影裡頭嘲諷當代藝術的幾個場景。但很明顯的,這都只是片段,更何況「抓狂美術館」根本十足具有現今美術館裡錄像藝術、行為藝術常見的敘事手法:一場一景的斷裂敘事,同時以一種行動性表演地遊走在紀實與劇情中。更不用說隨處可見作者對影音的簡潔與優雅,構圖與情節低限狀況下音畫蒙太奇,幾段參雜 Bach的Well-Tempered Clavier 配樂中出現一種動人的感性。 拉更遠的來看,或許這不只是藝術圈,在「冬日甦醒 (Winter Sleep)」中也可看到知識分子這樣菁英化的兩難;階級的越界總是在智識中受挫。這或許也是導演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一直不斷探問的(註)。「抓狂美術館(Square) 」依舊不變的是一個客觀社會下階級之間的互動,我稱之為「界域」之間的鬆動滑脫和不斷地遊走,那就是來到了我們說的當代的政治性,不只是關乎眾人的事,也關乎人最基本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談資本主義下個人自由與社會之間的取捨,如同策展人和乞丐與疑似偷走策展人手機社經地位不高的社群住宅之間,因為某種事件的交流起了微妙變化:某種嘲諷、某種驚悚、某種可悲、某種客觀又像是某種於心不忍。 「微」嘲諷當代藝術,但一切又具備當代藝術可以被大大議論的題材,從富有到貧窮,從種族主義到所謂的言論自由,從文明化到身體本能的獸性。又同時維持著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特有的敘事方式,不會忘記他早期的分段式的吉他蒙古症( The Guitar Mongoloid )。拍攝一些瑞典當地屁孩無聊且白癡的行為,像是精神異常的風癲,又是對文明禮貌的挑釁。 知識分子菁英化的兩難,在於抓狂美術館(Square)更深入地展現,在策展人告白的錄影帶中,擁有較高智識的一方總是免不了會有成見的界域,變成一種先入為主自我審查:除了思考對方的身分地位,也會思考對方怎麼看待自己。這樣游移的方框(square)對照電影中方塊(square)作品的策展論述:「在框裡面承擔共同的權利與責任」除了有些諷刺,又如同電影中策展人從玩笑的恐嚇到最後想要認真的道歉卻發現有些住戶根本也沒在在意,如此疲於奔命的無力感與悲涼,也許闡明的是那個共享的方框只會在主觀人的周圍,而不會在客觀外在世界的某一處。 (註) 很幸運的 , 某年的台北電影節遇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