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菊物語》、《國寶》
歌舞伎名家為藝術奉獻並獲得名聲的開頭，繼承者因為演技太差卻被吹捧，樸實說真話的下人（女主角），兩者相遇的一種「踏實」，對應著長鏡頭緩慢處理幽微狀態。 也對應著後期溝口健二大師之作《雨月物語》，男人在外打拼的功名與真摯守護 在電影中女人，成就藝術家真正才華（在此藝術被認為是神聖，不只是人的）。 導致會被批評的是，為何一個女人可以甘願為成就男人而犧牲，是否過於保守？或者，電影後段女主角被名家父親接受的名正言順，同時對於生命了無遺憾，想到小津安二郎式時間感，與生活中觀察到我媽那種「認命」。說是保守也好，說是洞察了時間與人類整體命運狀態，電影中令人印象深刻，後段女主角幽暗地在那人去樓空的斗室。 就像是以前有一段時間假日姐跟姐夫總是帶著兩個小鬼回家一起在家吃飯很熱鬧，但晚上家裡照例變的冷清，「人一回去，一切又變的安靜起來(台語)」記得這是我媽在這樣子的晚上偶爾會講的話（註1）。 只是一個最終的心願，好像提醒著觀影之人，其實就應該好好「盈握」著，重新感覺那種「踏實」，做什麼事情就好好做，不論做創作或是餵貓、鏟屎。 片尾的蒙太奇，男主角從電影中間被瞧不起，最後被列隊歡迎鞠躬的緩慢動作，與始終相信男主角的女主角死去，迴盪的永恆。 （註1） 參見筆者舊文《秋刀魚之味和我家廚房》 https://notfind2017.blogspot.com/2006/02/blog-post_28.html 《國寶》似乎沒甚麼好挑剔的當年度日本的金馬獎最佳影片。各方面表現都沒有太多問題，同時作為日本文化輸出，傳統戲劇表演到當代電影的呈現。 雖然可以思考層面並非電影本身：四平八穩，情節設計理所當然 只有渡邊謙台上吐血時，有驚嚇了一下，其他部分，不論起承轉合的傳統三幕劇，或那種為藝術犧牲的論調姿態，過於合理，好像也沒啥好說的。 前幾天看了《花筐》想著日本文化的深度――內裡的精神性，在其實沒很喜歡 大林宣彥畫面的處理，覺得有點粗糙，想到說實驗性部分跟寺山修司差遠了，同時也是有些old school了，但既然是《電影旬報》選為當年十大第二名，是不是因為除了描述二戰前被徵召的社會狀態切片，文學感的部份是我比較少接觸，可能低估電影的部分，也猜想這部分會被非日本人低估。 不過也由於自己強調藝術的「普遍性」（universal）（讓外國人可以接受到也是做作品過程檢驗的方式），就像是看《國寶》時對於自己是...
